汴梁时月 第四百一十八章 配合 (第1/2页)
曹菡，作为曹国舅的女儿，成长于这个时代，其实宋代女子的婚姻观和寻常的古代女子不太一样。宋代是个承上启下的王朝。它吸收了隋唐时期的社会文化制度，也在城市经济的刺激下诞生程朱理学。因此受社会风气的影响，宋代婚姻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。因为宋朝法律的规定，宋代女性不仅在婚姻中享有很多自由，能够选择离婚和改嫁，在家庭中也和男性一样拥有财产的管理权，并且还享有受教育的权利，能够学习文化知识，因此宋代涌现出不少杰出的女词人。宋朝女性地位并不如同大多数人认为的一样低下，相反，宋朝女性的地位较之前朝甚至有所提升。这与当时宋朝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。宋朝的经济之繁荣不用多着笔墨，人尽皆知。宋代打破了“市”和“坊”的界限，有晓市和夜市，城市里到处可见商店，甚至还出现了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商店。经济的发展给女性地位的提高提供了现实可能。
此外，宋朝统治者的治国之策是崇文抑武，宋太祖为子孙立下规矩，“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”，朝廷官员的选拔实行科举制，“学而优则仕”，所以文人在宋代有着极高的地位。文化教育的发展让各种流派的思想在宋朝汇集，形成了一个文化多元、信仰多样的宽松社会氛围。而为人们熟知的理学，在宋朝虽然兴起，却并没有成为宋朝的主流思想，其观点也并不为世人所认同，社会影响实际有限。
文化教育的发展解放了人们的思想，宋朝从最高统治者皇帝代士大夫都认为，读书不分性别，女性也应该多读经史典籍，提升素质和修养。所以宋代的女性获得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，这极大的提高了女性的文化素质，同时促进了女性自我认知的提升。宋朝出现了一批在诗词绘画等领域杰出的女性，且博古通今的知识女性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出现。一个国家女性受教育程度的高低，直接反映了女性在这个国家的社会地位。
宋代法律制度的完善也为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提供了保障。宋朝建立后，其法律形式和内容基本沿用唐律。唐代法律是我国古代法典的集大成者，所以宋代建立之初，法律体系就已经比较健全了。宋太宗以后，宋朝法律根据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，立法活动频繁，法律形式的性质和功能也在发生变化。
宋朝法律的完善对于女性的影响就是增加了关于女性的嫁妆权、离婚权、寡母对子女的监督权、女性的财产继承权等内容。宋朝从法律上对女性的各项权利予以认可和保护，提高了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法律地位。且在司法实践中，各级官员必须通晓律例，在审判涉及女性的诉讼中，法官们根据法律和事实情况，灵活运用法律知识维护女性的合法权益。
我国古代女性的活动主要与家庭有关，因此，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其在整个社会中地位的直观反映。宋代法律规定，女性在家庭中具有“母权”。母权是相对于父权而言的，在 古代的很多社会，一家之母都没有掌管家中事务的权力，一般由家中男性家长行使父权，如果家长过世，则由成年儿子或者旁系男性亲属代为管理家庭，家中大权一般不会落到母亲手上。
在宋朝则大大不同。百善孝为先，孝道被认为是 民族的优良传统，不孝之人会被认为是“十恶不赦”的大罪之人。宋代继承了传统的孝道，在《宋刑统》中详细规定了不孝行为要遭受的惩罚，政府则对孝行做出褒奖。宋代孝道比较突出的一点是，无论是亲母还是继母，都是子孙尽孝的对象。宋朝女子离婚或者改嫁之后，子女一般都归男方抚养，但律法规定，无论子女归属如何，生养之情都不会改变。
因此，无论是生母还是继母，在家庭中都拥有管教权，也就是进行对后辈以及仆从的教育、命令、监督和惩罚。在《宋刑统》中明确规定：“祖父母、父母有所教令，与事合宜，即须奉以周旋，子孙不得违犯。”从此条可知母亲是有管教子女的权力。母亲的子女的管教，既包括道德人品，读书学习，也包括光宗耀祖，忠君爱国。司马光在《家范》里说“慈母败子，爱而不教，使沦为不肖，陷于大恶”，可见宋朝人认为母亲的管教对于子女的成才有很大作用。
宋朝女性地位的提升还体现在女性在家中拥有财产管理权。对于家庭财产，我国古代一直奉行的是“子妇无私产，无私蓄，无私器”，即女性和家中子女不能存私房钱，家中一切财产由家长全权负责。但是，宋朝因妻子对随嫁妆奁享有很大的支配权，她们可以以此资助夫家；同时宋朝女性善于经营家务，对家庭财产有管理权，掌握家庭的经济命脉。
宋朝婚姻盛行厚嫁，女儿出嫁，娘家陪送丰厚的嫁妆，其中包括金银首饰、绸缎衣裳、田地房屋等等珍贵物品。根据《宋刑统》规定，妻子的嫁妆并不属于夫家，而是登记在女子自己名下，可以由妻子自由支配。这就决定了女性在夫家拥有一定地位，因为如果夫家对嫁过来的女子不好，她完全可以携带大量财产再嫁。
不仅拥有财产支配权，宋代女性还拥有家庭管理经营权。北宋著名的散文家苏洵，他的妻子程氏本是富家之女，嫁给家境一般的苏洵之后，苏洵先是游山玩水，后又发奋苦读，不理家事，家庭经营全靠程氏。程氏治家有方、经营有道，通过做生意赚了钱，让苏家成为了富裕家庭。而苏洵也因此能够专心致志学习，终成一方大儒。后来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也成才做官，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程氏的经营有方，让丈夫儿子都能全心全意读书治学。
宋代施行以文治国，社会各阶层的文人只要通过科举考试就可以在朝中任职，因此宋朝的学风气息浓厚，且去教育发展繁荣，各地的官学、私学众多。深受这种宽松教育环境的影响，宋代女性的受教育权有很大的提升和改善。
自古以来女性受教育的内容一般是与妇德相关的女子的德言容功，如汉代班昭的《女戒》，唐代的《女则》《女论语》等。但宋代的女性拥有的受教育权范围要广很多，不仅包括妇容妇德，还比较重视文化教育。因为宋代人认为家庭的兴衰与妇女的德贤有很大关系，因此十分重视女性的教育。
宋代女性接受的教育基本上都是家庭内部教育，主要由父母从幼儿时期口授言传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等经典。此外宋代私学发达，一些女子可以进入私学求学。在接受了基础教育之后，宋代女子会在文史、诗词、琴棋书画等各方面有所侧重，进行深造。
改嫁主要可以分为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，在宋代之前，女子连离婚都成问题，更别说离婚再嫁了。而一般丈夫因故亡去，历朝历代也都要求妇女守寡，甚至还为守寡的女子树立贞节牌坊。在宋代，女性在改嫁方面享有很大的自由，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士大夫贞节观变化导致的。贞节属于道德的范畴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贞节观。汉代是礼教形成的重要时期，以法令奖励贞节，以刘向的《列女传》和班昭的《女诫》来教育女性，强调男尊女卑，将顺从当成妇德。
而在宋朝，“饿死事小失节事大”的说法流传后世，让人们普遍认为宋朝贞节观念甚为严厉，但事实上，宋朝士大夫们对于守贞之事还真不提倡。宋代士大夫一般不极力主张妇女守贞，他们对于女性再嫁也没有非议，甚至持支持态度。宋仁宗嘉佑四年，汝南郡赵允就上疏认为“宗妇少丧夫，然无子不许改嫁，非人情，请除其例，使有所归”，此为士大夫主动请求准许寡妇改嫁。还有的士大夫因未及时帮助寡妇改嫁而被政敌攻击，如宋仁宗时参知政事吴育就因弟媳久寡没有改嫁而被诬告。
另外，一些士大夫还争娶改嫁之妇，这在一定程度说明他们对妇女贞节观要求不严格。陆游和唐婉的故事便是其中一例。陆游和唐婉两人本是一对恩爱夫妻，因陆母不喜欢唐婉而被迫离婚，唐婉离婚后改嫁南宋宗室赵士诚，后来沈园相见，双方还一起饮酒。可见士大夫对于女性再嫁没有表示反对，且还愿意娶改嫁女，这都表明了宋代士大夫的贞节观淡薄。
宋朝的女性被不是和人们想象中一样被程朱理学限制在后院之中，相反，她们不仅肩负着相夫教子的家庭重任，对于子女有管教权，对于家庭有经营管理权，还普遍接受文化教育，在文学艺术科技各方面都有杰出表现。
而宋朝女性与其他朝代相比，最大的变化应是女性财产权的扩大，女性的财产权不仅限于家庭经营中的财产，还有继承夫家父家的财产，是女性地位提升的重要表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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